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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四神在礼制建筑上的应用

二、汉代四神的应用以及联系

2.2、汉长安城的宫阙、墓葬建筑及四神

前文有论述过汉代四神多见于各类载体，大都出现于墓葬中。但是汉长安城遗址就有古籍记载或有考古发掘出土过四神组合。《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三辅黄图校证·汉宫》：“高祖七年，萧何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又《古今注》卷上云：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明确记载了汉长安城宫城的宫阙是有四神作为装饰图像的。

《史记·天官书》：“两河、天阙间为关梁。”所谓“天阙”，张守节《正义》说：“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亦象魏县书之府。”可见天阙二星的由来与地上的“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有关。《三辅黄图校证》则详细地解释了阙门的作用：“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又说：“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在北阙焉。”这足以说明门阙在当时是作为皇帝对外的窗口，也是召见臣子与使者的门户。但是门阙也是属于礼制建筑的一部分。《白虎通义》：“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作为礼仪建筑，阙的规制也体现出等级制度的森严，阙分有一出、二出、三出三种规格，一出是一般官僚所用、二出是出任太守或二千石俸禄者所有，三出是皇帝专用的阙。而阙一般分有墓阙、宫阙。前文有提过“墓葬”、“宫室”都是封建时期的礼制建筑。因此可以确认的是，阙、不论是官员所用的还是帝王所用的都属于礼制建筑，是作为区分尊卑与礼仪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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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存的门阙多在川渝地区，而这些门阙上大都有四神作为装饰，且门阙上的四神是以一定的组合和格式来进行分配的，一对阙门正面刻朱雀、青龙与白虎则分别刻画在东西两阙的内侧，而玄武则极为少见，这应与当时的人们认为玄武是作为“幽冥”的代表而产生的避讳。而《三辅黄图》中记载的“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则是明确的四神俱全，这应与当时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有关，也与当时汉代讲究“上下和合”、“阴阳和合”的建筑理念有关系，《盐铁论》中就有说明建筑需要注重上下、乾坤相融：“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周易》则明确提出了门户代表着阴阳观念：“是故阖户为坤，辟户谓之乾。”门阙上的四神即是作为君权的神圣化的延伸，也在建筑上作为“阴阳”“乾坤”的门户来把守四方，《三辅黄图校证》就有明言：“奇禽怪兽，昭示四方焉。”。而在姜生的研究中汉阙更是作为连接人神交接的门户而存在的，那么门阙不仅仅是作为礼制建筑来区分尊卑，还作为宫庙门户用以昭示统治阶级的权威与神圣性，用以彰显与之相配的“正德”、“大壮”。

除此之外，在汉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也在除门阙之外的建筑中发现四神组合，这其中有：长杨宫遗址、王莽九庙遗址、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厨城门一号桥遗址，这几个地区都有发现过四神组合的砖瓦，西安交大汉墓中则有发现“二十八星宿壁画”，除此之外西安市汉唐石刻博物馆馆藏有汉代画像石墓门则是以浮雕形式雕刻四神及其他图案。

以下将举例长杨宫遗址、王莽九庙遗址、汉景帝阳陵、西安交大汉墓、进行说明：

1.长杨宫遗址

《三辅黄图校证·卷一·秦宫驰道阁》：“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同样在《卷四·苑囿（汉上林苑）》中：“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至长杨、五祚，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说明汉武帝在建设上林苑时，就将长杨宫、五祚宫、黄山宫、建章宫、甘泉宫囊括其中。

上林苑作为皇帝狩猎之所，自然建筑制式也是最高等级的，黄山宫就曾经发现夔凤纹大半瓦当，根据张梓琦的研究，这类瓦当一般运用于祭祀建筑，这与《三辅黄图》中的记载是一致的。长杨宫遗址与黄山宫遗址均发现于上林苑西部，上林苑西部多为皇帝狩猎之所因此我们可以确认长杨宫是独属于皇帝离宫，作为狩猎之所。

根据《长杨宫遗址出土的秦汉文物》文章第二部分汉代文物，长杨宫出土汉代四神瓦当有“朱雀”、“玄武”、“白虎”三神瓦当，青龙瓦当并未有所发现。《三辅黄图·未央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由此而见，四神在汉初时依旧是代表四方，但是已经具备了礼法概念，只有“王者”在建造宫阙殿阁时使用。这其中宫、阙、殿、阁，是四种建筑，前文已经说过宫、阙就不再进行说明，殿在《尔雅》中做“后”的解释，也做“帝王居所”的解释。阁则是特指“楼阁”宫殿建筑相连的“阁道”。而这四种建筑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中均有发现，但是这其中只有宫室、门阙、墓葬出土过四神，因此也可以说明四神是独属于礼制建筑的。

2.王莽九庙遗址

《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买，绳墨之于曲直也。”“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统治工具，不仅仅是区分尊卑阶级、还以礼法的方式规矩了思想道德、生活行为、社会特权。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祭祀建筑和天子特有的宫室建筑。汉长安城南郊除却周边的天子所特有的礼制建筑之外，还拥有不少作为祭祀用途的建筑：明堂、辟雍、灵台、社稷、王莽九庙等礼制建筑群。《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以证明“祭祀”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活动。

九庙，即宗庙，是士大夫为了维护宗法制度而设立的祭祀祖宗的建筑，而帝王的宗庙，则是最为重要的场所。

《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遗址的定名》一文中说明，王莽九庙是由十一个大小相仿的“回”字形建筑组成的建筑，而这十一个建筑四周还环以围墙，开四门。而南墙外正中则又有大型“回”字建筑。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建筑砖瓦，但只有在围墙四门出土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同在南郊的曹家堡遗址则出土有“玄武”、“朱雀”瓦当。关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考古发掘所出的四神瓦当，对比汉长安城对未央宫、长乐宫、桂宫、直城门等建筑并未出土四神的建筑，可以推定的是，两汉时期，四神图像的使用并非是泛滥的，而是具备功用，其本身是包含了西汉时期的礼制的。

3.汉墓中的四神

《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论衡》：“视死如生”《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无一不是在说明在秦汉时期，死亡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死者死后，只是肉体腐化，魂魄其实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生活。而这就需要为死者布置一个空间，来达成“死后重生”、“尸解成仙”的终极目标。但是在达成这一终极目标，需要守护与指引。墓葬、丧祭作为丧礼礼制、礼法中重要的组成环节，四神恰好就可以满足汉代人对死亡后的世界的恐惧与向往。

汉景帝阳陵（以下简称汉阳陵），汉阳陵南阙门考古中并未发现“四神”瓦当，但是在考古过程中发现了四神空心砖，而在汉武帝茂陵中发现了四神瓦当与画像砖，这恰好证明了墓葬作为死者在实现“尸解成仙”这一目标时，在陵寝周围装饰四神，以保证自己的魂魄不会被鬼魅所伤害。而西汉交大汉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则是在墓顶绘制金乌与云气作为天穹，天穹外围则是黄道带，在黄道带绘出四神与二十八星宿图案。但是不论这三种陵墓有何不同四神都是作为“保护者”、“引领者”而出现的，其功用完全一致。

四神在汉代墓葬中各有不同的功用，其中朱雀与玄武作为引人升天的记载极多，王逸《楚辞·惜誓》注解：“朱雀神鸟，为我先导”汉代焦延寿《易林》：“朱鸟道引，灵龟载庄；遂抵天门，见我贞君。”都在阐明朱雀与玄武都是指引死者灵魂升仙的神灵；而白虎则多为死者的卫士而存在，《后汉书·礼仪志》：“画虎于内，当食鬼也。”《风俗通义·祀典》：“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由此可见汉代人认为白虎能驱鬼辟邪，常常将之作为空间的保护者，保护主人不被鬼魅所侵害。但是四神不仅仅是独一的能力与功用，“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36]指出，龙虎可以辟邪、朱雀玄武则可以调和阴阳，这与前文所述汉代人崇尚“上下和合”、“阴阳和洽”、“乾坤相合”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作为四神图像最多的墓葬建筑，礼与四神的结合是紧密的，四神的使用与当时的礼制也是相符合的。

4.附录

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发掘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其中的厨城门一号桥遗址的考古报告中说明2013CQI:38及2013CQI:43两石构件上均有朱雀图案，但因考证中无法确认厨城门一号桥是否是《三辅黄图》中所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横桥，即唐以后文献记载的中渭桥。所以在报告中并未进行确认。但经过历年来多次展开的考古活动中，汉代出土的四神极多，这足以证明汉代四神的使用是非常盛行的，其功用除作为天象星区划分、标示方位等作用，本身与汉代礼法制度结合得要比其他朝代更为紧密，并多作为墓葬、宫室等礼制建筑的构件与装饰来使用。因此笔者推测，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厨城门一号桥与秦始皇所建的横桥是有关系的，极有可能是秦建汉葺，是通往秦咸阳宫或是汉代皇帝前往北郊祭天抑或是作为前往帝陵祭祀的桥梁通路。

结论

四神早期是作为中国天文学、确定节气季节而存在的，但是通过对早期四神的分布以及运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四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作为国君专有纹饰绘与陪葬品或是青铜礼器上，而到了汉代四神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不仅融合“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尸解成仙”的社会意识以及政治形态，还结合了“尊卑有序”、“壮丽重威”的统治理念，成为独属于统治阶级与士大夫们在建造宫室殿阁、祭祀墓葬等礼制建筑时所使用的图像纹饰，借四神昭示威仪与地位，希冀四神的力量可以做到“阴阳调和”、“驱鬼灭邪”的愿望。

作者：青海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宋昊

参考文献：

[21][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网络.电子书

[22]曾磊.《“壮丽”与“重威”：试说阙的政治宣教功用》[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官网

[23][汉]晁错.《盐铁论》[M].网络电子书

[24]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P152

[25]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P83

[26]李炳武主编、李勤撰《万里丝路的东方起点——汉长安城遗址》[M].陕西.西安出版社P183

[27]李炳武主编、李勤撰《万里丝路的东方起点——汉长安城遗址》[M].陕西.西安出版社P185

[28]刘合心.《长杨宫遗址出土的秦汉文物》[J].陕西.陕西考古研究院.《文博》.知网

[29]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P35

[30][汉]戴圣.《礼记·经解》[M].网络.电子书

[31][春秋战国]左丘明.《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M].网络.电子书

[32]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遗址的定名》[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第三期.P262

[33]汉长安城南郊西汉社稷建筑初探〉秦汉文史研究.2007年2月22卷1期.P1

[34][战国]荀况.《荀子·礼论》[M].网络.电子书

[35]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P61

[36]李炳武主编、李勤撰《万里丝路的东方起点——汉长安城遗址》[M].陕西.西安出版社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渭河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2014年第7期.P39.P4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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